自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以来，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得以有效地贯彻落实。特别是民族成份多已烟灭同化的土家族苗族人民，现今得以切实地认可，并相继建立起民族区域自治的州和县。自治地方人民的良好风俗习惯得到尊重，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得以保护、发掘、发展和弘扬，民族经济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生活从食不裹腹到温饱有余，再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转变之中。为了继承发掘和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在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和有识之士的支持参与下，相继建立了专业的或业余的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机构，对土家族、苗族等的民族文化，特别是民族风情、民族革命史、民族经济发展状况等，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发掘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如：湖南的《土家族简史》、《湘西溪州铜柱与土家族历史源流》，贵州的《土家族研究》、《土家族近百年史》和《千年夜郎大揭秘系列丛书》等等。然而，对湘、鄂、川、黔边区之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衍贻和传承方面进行系统研究的却甚少，这对于动员人民“正视历史，开创未来”是极为不利的。

近来，中共印江自治县委提出了“武陵之巅，土家之源”的研究课题，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正确举措。兴奋之余，笔者不得不强睁着疲备的老眼，翻阅了平日集攒的大量相关史料，发现了一些“武陵之巅，土家之源”的蛛丝蚂迹，结合民间传说和古遗址残迹，进行分析研究后认为：“县委提出的这个课题，并非天方夜谭，而是有史可稽，有迹可考。”虽是目前掌握的史载不多，叙事欠明，但却也有一些重要发现，线索不少，可供我们深入研究提供难能可贵的引子。现就武陵梵净山周边一些地区土著人的起源与繁衍、迁徙与发祥、望地及遗址、续考意义与探寻途径几方面浅识于后，以期达到深化土著人历史源流的考察研究，弘扬我南夷土家族、苗族等各少数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为祖国两个文明建设添砖加瓦之目的。

      武陵之巅

一、起源与繁衍。

据民国三十八年（公元一九四九）元月发表的贵州学者邹国彬所著之《贵州土司沿革考》记载，早在殷商时期，在黔北地区即有谓之爨的国名存在，故有爨氏部落聚居。其民族为罗罗，一为鹿卢。《周书》有“庸蜀羌髳，唯卢濮人会周师以伐商”之说。说明爨氏与焦庸诸族成为南中地区得姓最早之巨姓之一（庸即古庸州，在今之黔江、彭水一带）。其最先首领爨骧，其后为爨瓒，生子二，长震，次玩。震据西，玩据东，成为南中爨国之望族，从爨至魏，驰地千里，数十代不衰。自起源于我国华北一带的“三皇五帝”起的历代封建王朝，都统称以爨氏为祖先的西南各部落少数民族为“蛮”，即所谓：“爨蛮、南蛮、荆蛮、南夷蛮或土人。”也就是今云贵边以东至湘、鄂、川、黔边广袤地区的土家族、苗族、彝族、侗族等少数民族。

另据载，爨又有东、西爨之分，“蛮”亦有黑、白之分。裕贵者为“黑”，亦称“乌蛮”；低贱者为“白”，亦称“白蛮”。白蛮据云贵边以西，黑蛮据其东，乃至湘、鄂、川、黔边地区。正如《元和志》有关夷州条目所云：“本徼外蛮，自汉至陈并蜀，牂牁郡历代恃险，多不宾附”。嘉庆重修《一统志》加案云：“宁州至梁末为爨所据，则牂牁（治湘、鄂、川、黔边地区）、兴古（兴义及黔西地区）二郡，此时盖已入爨氏矣”，也即“蜀、汉罗甸（殿）国火济氏之后裔祝明氏也”。其一世慕齐齐，二世齐齐火齐齐。又云：济济济济火，慕齐齐乃父名，齐齐乃己名。《明史》载，“火济则是牂牁蛮之酋长”。说明后来之牂牁、武陵、黔中三郡诸蛮，多为爨氏封姓之裔。

西汉初，祝明氏生六子，分曰：惹、怯、赛、卧、克、济，皆有才武，各辟地为居长，即酋长。战国间，怯之孙曰：“获”。长即：“孟赾者事邛君”，即“邛邑之君”，乃后人称之为“邛水邑（印江朗溪）之君”，疑“夜郎王”是也，这是一个重大发现。次即：孟获，乃“三国”建兴三年（公元254），蜀之丞相诸葛亮南征“平越”时，“七擒孟获”故事中的显赫人物。时诸葛亮改益州为建宁，以李恢为太守，移南中郡，卒为五部落分配大姓，即：焦雍娄、爨孟量、毛、李为部族，号“五子”，故南夷人言“四姓五子”。至晋成帝咸和三年（公元328），成主复置交（又作焦）州，领牂牁、夜郎、越旧、兴古、永昌诸郡，封其爨氏后裔琛和彪兄弟任宁、交二州刺史。晋安帝义熙七年（公元414），其后裔龙骧袭任“交州刺史加邛都县侯。”

又据《续编宁州刺史爨龙颜碑案语》载，其后嗣爨龙颜，名罗士德，因其性温和，有清史惠声之名。文帝元嘉九年（公元423），因晋弱夷强，南夷四个部落夷族，绝斗难统，东、西爨多乱，“帝诏龙颜率精锐之兵五千平乱，遂复宁州，以相镇慰，便封龙颜为宁州刺史加邛都侯，领建宁、牂牁、平蛮、夜郎、朱提等十五郡”。元嘉廿三年（公元450），龙颜去世，时年六十一岁，族子松官及郡守皆叛，爨沦落为奴，几无居长，后被后起之爨氏之李、盖二嗣所据。

二、迁徙与发祥。

随着民族的繁衍与分支日多，在部族人际间，良莠之分也日益显现。一些人性刚情烈，恃强凌弱，劫夺俘掠；甚至仇杀兼并，自为一体；或强争地盘，称霸一方，据地为王，拒向朝廷纳贡，不服皇旨吏治，被官方称之为“暴蛮”，屡遭官兵追剿，亦易遭族仇反抗。另一些人则是性情较温顺，赋性真挚，纳贡守道，因常遭“暴蛮”挠掠和杀戳而易于与官兵融合，甚至参与官兵平定“暴蛮”之乱。时云、贵边区之爨氏后裔，便是几经官军清剿和族内种性厮杀而渐之衰落。

自隋、唐之后，东爨“乌蛮”则“屡徙朝贡”才得以迁徙于川东南（时称巴东郡或黔中郡）、黔东北和湘西（时称牂牁郡或武陵郡）一带，以武陵之巅的梵净山为中心的原始丛林地区，才得以保存种性，生息繁衍，牧耕发祥，成为所谓“南中盘石，人性归望”之“土蛮”群体。其主要因素有五个方面：

一是具有必须的生存环境。武陵地区群山起伏，沟壑纵横，溪涧密布，高山涯地兼备，林牧渔业资源丰富，战略纵深广阔，易于抗虏，有利于生存繁衍。特别是以武夷山脉主峰梵净山为中心的名山大川具在，原始林海浩瀚，兽群繁多，鱼类奇特。先民们居于山腰，游猎渔业于老林沟壑。据史载：“土人爨瓒，据宁州地，延袤二千里。”又据《通志》载：“唐时，爨蛮始据地，乃梁、陈时之牂牁，西谢爨据非之今郡地也”。即《德布件》所云：这些土人“疆土自辟，梨枣推壤，桑葚疗饥，有牛、羊腓字之美。两爨不竞始强，二臣有为乌撒，重振安氏之兴，由然矣！假使守之有道，持之有恒，四姓相与推戴，谁甘携二部落，必有八部、二十四部奔走，御侮搏击，爪牙效顺，可得世之大传无穷，惜乎恃险一隅为荣；乌撒安氏与水西安氏同祖，盖孟赾之后也”。民国间，印江学者张君烈所撰之《思安印婺沿革研究》，亦阐述过周、秦、汉孕育时期武陵地区繁衍进化的规律时云：“凡州郡进化，莫不游牧而农村，农村而集镇，集镇而都市之自然递演进化”；“昔之土人造化，奚必历久而后成，陶于河滨，渔于雷泽，所居之地，一年成聚，二年成邑，归者滔滔，徙者不绝，皆乃避于狄人之侵，迁于歧山之下，从之都，归之市，兴王业，乃千百年之数也。”

二是归同于官民的融合。曾几何时，南中蛮多有不服朝廷治理，因拒赋粮纳贡，而发生土民与官兵的战争。较大的一次是汉光帝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时印江属武陵地荆州西部边陲，“雄、澧、酉、羁、辰地区，向为土著民所据，故称‘五溪蛮’。”是年，“朝廷派武威将军刘尚领三郡官兵以武力征讨，遭到五溪土民顽强抵抗，尚军大败”。到第三年，“朝廷重新调遣伏波将军马援领兵征剿，土兵终因寡不敌众而陷绝境，被官兵所灭。”但，此类战争，仍总是屡屡发生。为减缓军民冲突，帝下旨“为安南蛮广土”。一方面封赐和优待土官，自隋开皇初即开始施行“以夷治夷”的政治制度，在蛮夷地区设立“蛮夷长官司”或“宣抚司”、“宣慰司”等机构，封赐“蛮夷长官司正长官”或“宣抚司宣抚使”等土司地区官员，各部族居长（酋长）均封赐“土司爵位”。到明洪武间，皇诏还特授各土司首领以优厚的“官爵”，赐“朝服、冠锦、绮、钞、锭”等，其“女酋实卜（正长官）加赐珠翠”；蛮夷“知府病卒，诏赐绮衣、棺殓之具，遣官致祭”等。但，由于土官盘剥土民无度，亦常引起土民暴乱。为安抚土民，明帝还规定土民年赋税标准，以避土官加码勒索土民。

三是实行语言、文化同一教育。隋开皇初，由于黔中诸土民“别立文字，而爨文夷书独能表见于后世，是爨中亦有张元、吴昊其人，继前人之习，而使文字乃补哺居邑”。为使夷文与国文贯通，便将“独史籀李斯之变古文”予以译注，以通文化。明宣德八年（公元1433），帝遣章聪侯琏齐敕往谕，“议乌蒙儒学教授各一员，以通判职辅建学校”。“时文庙虽有，但师儒未建，除教官选俊秀子弟入学读书，以充师儒，以之正统，以得治”。

四是开疆拓道，促进交流。明宣德十一年（公元1436），帝诏又裁减官吏，增“建递运所，以伸物邮”。宣德十五年，因南中蛮夷“诸部长桀骜不朝”，遣颖川、永昌等地官兵征捣各部，囤兵各地，“克七星关以通毕节，又克可通河，至川东等各地蛮首望风归顺”，“置三地诸酋长正指挥使司，通令各置邮传已通云南，宜率土人随界开筑道路扩十丈，准每十里置一驿府”。并以“实卜（酋长）之居地立司”以治之。

五是实施兴农扶困的经济政策。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颁布《均赋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以均财赋、济季困、兴农耕，使边远地区土民得以一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但，由于封建王朝的局限性与必然性，压抑整个社会进步的深层次矛盾和弊端难以缓解和排除，南夷诸地土民起义仍此起彼伏。以黔东北为例，就在清末的咸、同年间，就暴发了长达二十余年、有数万土民参加的红、白号军起义，给腐败无能的满清王朝以沉重打击。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到认真地贯彻落实。仅在武陵之巅的梵净山周边地区，就有湘西、鄂西，原川东南及黔东北的十余个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县，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人口达到数千万之巨，成为土著居民的发祥之地。

三、望地及遗址。

如前所述，早在春秋间，即有爨氏后裔孟获之长孟赾“以事邛君”为己任之说。据史载，孟赾后裔龙颜，曾于宋武帝大明二年被授赐“宁州刺史加邛县侯”。又据《明史》载，孟赾之后裔为“牂牁蛮之酋长”。还有其后裔安氏万铨等，曾先后任贵州宣慰使和牂牁郡郡守等职。这一系列史实说明，爨蛮之后裔多徙居于牂牁与黔中（其郡治所曾分设黔北和彭水）之地。其范围广大，由东而西，遍及湘、鄂、川、黔边之广袤地域。牂地治所，最先设于“辰”，后迁于“思州”地域之西水（德江）与永宁（沿河）间的一个地方。“夜郎”亦据于“牂内之西”。

《元志》云：“去思州八十里，即今镇远府，然考之事实云，唐有天下，田氏始祖名克昌（印江朗溪田氏始祖）者，徙巴峡，卜筑于思州”；又按宋《度正》亦云：“游涪陵，因黔中访黄鲁直（即著名书家黄庭坚）旧游处，每闻士交言，田氏世济忠义，则此城疑近蜀中，恐在今武隆、彭水之地，或即沿河思所谓城子头是也”。然则，印江的思邛水河，其主流却是发源于黔、蜀间之斗蓬山山系，印江朗溪司就在邛水河腹地，与上述地址相近。

《唐史》武德二年（公元619）载：“牂牁首领，东谢（指朗溪）谢龙羽，遣使入朝，封夜郎郡公，以其地为牂州”。又云：“牂牁因武德中改牂州，旋改牂牁州，境内有石门、高连二山”。《方与胜览》亦云：“思州郡非古城”。又《唐书》称：“罗殿蛮夷，牂牁蛮也”。唐•贞观中亦载云：“南谢（德江以南）首领谢疆来朝，授刺史，以其地为庄州，皆思南地。其后诸谢式微，惟田氏（朗溪）鼎盛，历宋及元，皆内附。”《五代史》云：“辰州西，千五百里为牂牁……以牂牁为羁縻”。清《一统志》谓：“梵净山即思王山，所出之思邛水。唐置思王县（今朗溪、木黄、乌罗三镇范围），有思王故城（即朗溪古城遗址）。田雯著《黔书》述之更明晰：“且兰即遵义，夜郎即今桐梓。则牂牁江而乌江。自遵义过湄潭、翁安至印江入思南城西之巴江水，其地有牂牁地。汉牂牁守陈立据思邛（今印江）。诏夜郎王将兵破之。牂牁城旧治，即在思邛，则牂牁江宜在思南，而其拯江船之处，不在巴江，亦必在印江（今德江潮砥原属思邛县地）”，明•嘉靖《思南府志》则直接记述了夜郎国在朗溪的史实，曰：“考《汉书•南夷传》，陈立临邛人（印江），王凤荐为牂牁太守。至牂牁，谕告夜郎兴，兴不从命。立（陈立）出行县（思邛县）至兴国（夜郎兴之国），且同亭召兴，兴从邑君，数十人入见立，立数责因断头。邑君曰：‘将军诛立叛，诛兴，定夜郎’”等等。这一系列记载，与今仍流传于印江土民中的《印江朗溪夜郎王与池坝牂牁守的故事》相吻合。

据载，夜郎王的都址，即后来的思王县和朗溪蛮夷长官司的旧址。从印江朗溪（《贵州通志》载原为郎溪，后误为朗溪）的邛水河沿线到今松桃的乌罗司一带，都属原思王县的治辖区。这一带位于思邛山（即今梵净山）的腹地，原始森林密茂，山高谷深，水流清泽而湍激，是先民游猎渔的极佳区域。且沿途受喀斯特地貌影响，崖阡和洞穴星罗棋布，是先民栖身的好地方。相传，邛水河一带的先民多“深穴而居”，因道路不通而与外界处于隔绝生活状态，专以猎渔为生，身着裘皮、树叶，素不蔽体，女不出洞，男人亦是昼伏夜出守猎，故称之为“夜郎”。随着游牧渔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人们才先上半山牧耕，再转移溪底或小坝垦地，由穴居转入筑舍生活。为统率族群间的生计，他们选出了自己的居长，名叫“夜郎兴”，他自称“夜郎君”，自立“夜郎国”。久而久之，他听说周边地区都是些大而富的诸侯国，自己堪称几何？于是在众附佣的簇拥下，登上了猎民们到过的邛水最高峰，即今所称之梵净山。他爬上最高的三山顶，俯视目下，峡谷幽深，曰：“三山顶再高，也只不过在我大脚板之下”；举目四眺，他叉手挺胸感叹道：“群山乌蒙，尽收眼底，‘三国十郡’，熟能有我夜郎国之大！”于是，夜郎兴不仅对左邻右舍之酋长瞧不起，对近在咫尺的牂牁守的诏见，也不予理会，夜郎兴的傲慢举动，也引起邻近郡王的轻视。正如《史记•西南夷传》所云：“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即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道，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故“夜郎自大”典故爰由此而生。

牂牁守陈立见夜郎兴不服统治，是在建立独立王国，便领数千州兵前来围攻，兵临城下，夜郎兴在思邛县侯劝解下，便领数十人会见陈立，陈责其为“叛逆”，令在旁将军将其拿下斩首示众，邛水河各洞寨土民悲恸不已，痛哭良宵，杀牛宰羊祭奠七天七夜，夜郎兴被诛，他的三个儿子，一个迁徙于西面数百里的“溱溪”（即今桐梓县），后又迁居西南的贞丰县地；一个前往千里外的西部边陲七星关之“可乐”（即今赫章），各自建立起新的夜郎之国；其长因德高年迈困于署中，牂牁守为争取民心，使夜郎国得到长治久安，便尊从土民之愿，奏呈汉王贻旨，将夜郎国更名为“思王县”，以遂土民思念其先王夜郎兴之愿，这亦与《唐史》曾有“夜郎三国”之说的记载相一致。今年，县文化部门在印江北面的沙子坡镇池坝村进行文物普查时，一个八十多岁的老翁，竟主动向文物普查人员滔滔不绝地讲述说：“我们池坝这个地方，你们别小看了，它就是古代牂牁王城址，在古代曾经红火一时”。还说：“牂牁王陈立的墓地就在这山上，就是他把朗溪的夜郎王杀了……。后来，我们池坝还成为北路 ‘劂册蛮夷长官司’的治所。”这都与印江民间从古至今的传说相一致。

上述事证说明，印江朗溪司作为古夜郎国遗址是可认定的，其一，郎溪现存城廓，不仅尚有“城皇庙”（现为王家桶子）在，且土人风雨桥、阁塔遗迹仍存，郎溪十来座石雕牌坊才毁于“文革”之中，多数石料还在，这是古都文化遗址的象征；其二，郎溪四周山上，不仅有大量古代土民拓荒农耕的石砌保坎，而且有数十座驻军守关设卡的“营盘”，这必然是夜郎王发展经济和守卫城池与疆土囤兵的痕迹；其三，郎溪周边为数众多的古地名：西有“七领头”，相传是诸葛亮南征点将的地方；东有“七星鱼”，相传是诸葛用以奖捋战将之佳肴；东有“石门坎”，南有“龙门坳”；西有“衙门沟”，北有“隘门关”；以及半台坡、土地塘、孟关、大尧、甘龙、川岩，巴山溪、高寨、官寨、暮龙、亚卓坝、窑上、平楼、官庄、洛佑坝、木社、盘石、乌溪，岩阡口、魔王（木黄）、坪洞口、蛮子山、岑图司、仡罗坝、格山、苗王坡等等，都为蛮夷语系所命之地名。这些都构成了蛮夷夜郎国古遗址的基本要素。加之，朗水（又名思邛水），其地理位置处于武夷山脉主峰梵净山腹地，其水源亦主要发源于此，它在湘、鄂、川、黔边土家族、苗族以“武陵之巅”为中心的发祥地中的历史地位与意义，是显而易见的，非同小可的。

     夜郎古镇

四、续考意义及探寻途径

俗话说，以史为鉴，面向未来，革命导师列宁亦有一句名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一九五七年毛泽东主席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亦指山：“收集家谱、族谱，加以研究，可知道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也可以为人文地理提供宝贵的资料”。存史资治，以裨教化，这是经久不灭的古训。因此，加强对土家族、苗族等南夷诸少数民族的起源及发祥史研究，是具有极重要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的。一方面。前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的生存和发展，皆由游猎渔到农耕养殖；由洞穴群居，到筑舍分户；由农而工，由工而商；由粗犷到精细，由低级到高级的与时具进的历史发展过程，不仅历经艰辛，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为后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另一方面，通过前人经验教训的积累，可以使后人少走弯路，才能促进社会快速发展与进步。所以，深入持久地开展对土家族、苗族等南夷诸少数民族历史渊源的研究，使各民族人民知道过去，缅怀先贤，振奋精神，面向未来，为建设繁荣富强的家园而共同努力。为作好这项工作，我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是建立起在当地党政领导下的“土家族苗族历史研究会”这一民族文化研究机构，组织一批有研究能力和爱好的资深人士参加工作，制订计划，提出课题，分头考查，集中研究，以期达到：查清源流，掌握史实，明辨是非，催人奋进之目的。

二是有必要的后勤保障和经济支撑。在研究中，必然有范围广泛的史迹考察活动和文物史料征集工作。因此，要有必需的经济条件作后盾。

三是开展广泛的姓氏家谱、族谱、文物和历代国史、地方史等的收集、征集工作，为研究工作提供尽可能多的历史文物依据。

四是对南夷土著人聚居和治地、古文化遗址等进行大规模考察发掘工作。主要以梵净山为中心的周边地区为主，先县内，后县外。其范围主要是牂牁郡、武陵郡、黔中郡等治地及夜郎国遗址、郡守、州及居长、土司官等主要历史人物，以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考察和研究。

五是重点地区包括：县内主要有朗溪、池坝、峨岭及合水、木黄、洋溪、天堂等地；县外是思南、德江、婺川、沿河、秀山、桐梓、贞丰、兴义、毕节、赫章、酉阳、彭水、黔江、涪陵、松桃、宝靖、吉首、辰州、铜仁等地州市县。

总之，本文对“武陵之巅，土家之源”课题仅是一次粗浅研究，因这是一项浩大工程，历史久远，迹消物故，仅凭现存点滴史料及片言只语，是难以说清的，本次所撰文字，无非管窥之见而已。加之，各类史籍记载表述方式古今回异较大，特别对地域、地名、人名屡屡更替，诸多不尽一致，其讹诈之处在所难免，承蒙诸同道不吝教正之。（注：作者原系贵州省档案学会理事，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