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是我军颇具传奇色彩的开国元帅。他早年在桑植“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家喻户晓。在1924年至1936年的13年间，贺龙曾率部四到黔东，与黔东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
1924年初，拥护孙中山革命政府的“讨贼军”与北洋军阀吴佩孚在重庆一带展开激战，最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5月，担任“讨贼军”第一混成旅兼川军第九混成旅旅长的贺龙，率部经贵州遵义，到达铜仁。这是贺龙第一次到黔东。
当时，黔东的社会治安很差，土匪活动十分猖獗，连锦江运输线也被土匪控制着，造成铜仁物流不畅，市场萧条。贺龙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制订了作战方案，指挥部队先后打掉盘踞在现碧江马岩、茅坡、骂龙溪、九龙洞、漾头一线的多股土匪武装。此外，贺龙还召集商会整顿市场，废止苛捐杂税，惩治地方和军内的蛀虫，给工商业者伸张正义，城乡很快得到了安宁。
同年9月，为响应孙中山北伐号召，贺龙率部离开铜仁，向湘西进军。贺龙回到湖南后，一贯依附于北洋军阀的湖南省省长赵恒惕视贺龙为眼中钉、肉中刺，并调了3个师的兵力来攻打贺龙。
面对强敌的军事压迫，贺龙只能率部退至川黔边。1925年11月，已任建国川军第一师师长的贺龙，率部进入松桃县。1926年1月，贺龙率部第二次进入铜仁城。
进城之后，他一如既往，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关心人民疾苦，给黔东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百姓都称他为“贺青天”。所以，当贺龙部队的给养出现困难时，铜仁各界都伸出援助之手，纷纷捐款捐物，帮助部队度过寒冬。到1926年5月，贺龙部队誓师北伐时，铜仁各界民众还敬献了“勋高三楚，威震双江”的锦旗。
贺龙第二次驻铜期间，发生了两件对中国革命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
一件发生在贺龙身上。这一次驻军铜仁有五个多月的时间，贺龙从周逸群的岳父伍文彪那里，见到了周逸群从黄埔军校寄回的《中国军人》《青年军人》等革命刊物，从中了解了一些马列主义和共产党人的主张，这对贺龙寻找革命真理是一个极大的启发和推动，从而为贺龙后来在周逸群的影响下，走上共产主义革命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另一件发生在铜仁子弟身上。贺龙在铜仁驻军期间，一些地方武装和黔东有志青年因仰慕贺龙威名，相继投奔。贺龙先后收编现碧江罗树奎部，驻镇远的黔军欧百川（松桃人）团，思南胡泽芝团，以及碧江潘文松、刘刚、杨兰枝等部，这些队伍被整编为6个独立团，加上原有的6000人，贺龙兵力达万人以上。这支部队跟随贺龙成为南昌起义的重要力量。
贺龙第三次到黔东，离他第二次到铜仁已经过去了整整八个年头。这八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革，中国革命进程在胜利与曲折之间跌宕起伏。当贺龙再次进入黔东之时，他早已经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中国工农红军的高级将领。
这一次到黔东，正是他率领的红三军处于危难之时。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在强大敌人的攻势之下，湘鄂西苏区丢掉了，红三军转战7000余里，四处游击，过着流动生活，2万多人的部队只剩下3000多人。贺龙痛心地说：“苏区丢光了，干部杀完了，党组织解散了，像一个小孩，失掉了依靠，就剩下一面红旗。必须建立一块稳固的根据地了！”
在几次准备建立根据地没有成功的情况下，贺龙把目光投向了他熟悉的黔东地区……1934年6月19日，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德江枫香溪召开会议，做出了开辟黔东革命根据地的决定。1934年7月21日至22日，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沿河县铅厂坝张家祠堂召开，选举产生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这标志着黔东革命根据地正式建立。
黔东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云贵地区创建的第一块独立完整的革命根据地，是中央红军长征前全国仅存的八块主要根据地之一。这块纵横200余里，有10余万人口的根据地，不仅使红三军恢复了元气，还为红六军团西征提供了目的地，并孕育了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
贺龙率部第四次进入黔东之时，全国的革命局势已经发生新的变化。当时，中央红军已完成了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逐渐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但是蒋介石依然抱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纠集100多个团的兵力对红二、红六军团所在的湘鄂川黔苏区进行新的“围剿”。
为保存革命有生力量，1935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主动离开湘西，开始长征，1936年1月进入铜仁。对于自己的队伍，黔东老区人民再次给予了无私的支持，他们为红军抬担架、送军粮、修枪械、纳鞋底、做军衣，还有1000多黔东子弟报名参军，参加了长征。正是沿途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红二、红六军团成为三大主力红军长征中人数损失最小的部队，创造了军史上的奇迹。
特殊的时代，共同的使命，把贺龙和黔东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结为生死与共的革命战友，共同参与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以及洪湖、湘鄂西、黔东、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共同走过了“万里长征”。（摘自《信仰照征途——红二、红六军团长征故事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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